戰前家父在「學師期間」由老闆娘帶領信主，並加入當時位於太子道的太子堂。戰後再由鄉間返港，重返太子堂聚曾。我出生上世紀五十年代，在天泉堂「按手」。
播道會的良師益友、天泉堂與我
兒時的天泉堂，現在印像已經非常模糊，依稀記得現在教會講台的位置是露天的天井，中間有一個用紅磚砌成的浸池。當年的天泉堂時常都有西教士在我們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嘉理信牧師和韓德純收師。韓牧師體形高大及看來嚴肅，我每次見到他便很害怕。我在七十年代受浸時，為我施浸的牧師竟然就是韓牧師。這時我發覺他非常和藹可親，和我以前對他的印象並不一樣。韓牧師曾提起早年為天泉堂會友施浸時，會友必雖先爬上浸池的磚梯，然後跳水躍下，做成浪花四淺的境象，池旁的會眾被弄到衣衫盡濕，引得我抱腹大笑。
我在五十年代後期參加主日學，六十年代參與少年團契。李約翰先生曾經是我的主日學老師。當時的天泉非常看重教導、關懷、探訪及學習事奉。弟兄姊妹皆自動自覺為教會及會友的需要提供協助支援。所以不論年長及年青的兄姊妹皆能互相認識，並建立深厚的感情。
六七年暴動後，教會出現移民潮，眾多成熟及年青的信徒隨家人移民或往外地升學，流失頗眾。
七十年代間始，教會的事奉人員有所欠缺，我勉為其難，成為教會初級團的導師，一做便做了七年。令我最得安慰的是當日的團友，今日有成為傳道人、執事、教會領袖、主日學教師等，在不同的地方繼續事奉主。期間對我影響最深遠的人物，就是當時播道會宗教教育主任梁景芳姑娘，她非常關顧我們這班「勇字當頭」的所謂團契導師。每月皆主動聯繫恩泉堂的馬少文、靈泉堂的龍福昌、杜惠瑛和我，關懷及輔導我們每一個人，教導事奉及供應她親手所編寫的教材給我們施教。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當年由各堂青年團契代表一同所做的聯合福音事工，亦即播道總會少年團聯會所籌辦的夏令會、佈道會及聯合傳福音工作。使我們能一邊學、一邊做，得益良多。
八十年代我轉任主日學教師，並出任順安堂的堂委及後成為天泉堂執事、直到現在。在教會生活了數十年，對天泉家的歸屬自然不言而喻。天泉堂已經成為我不可分割的部份。
天泉堂的背後
我以前在天泉堂所認識的弟兄姊妹，很多已移居美國、加拿大、澳洲及英國。當我再次再次聽聞他們的消息，他們在外地也多數成為教會的領袖，當地的牧者和信徒誠懇地表示移居當地的天泉會友，都是屬靈表現成熟，足成為信徒的榜樣。跨越地域，教會一家，福音普世化的概念已經成真。
我深信生命的成長，是天泉堂一路以來看重聖經的教導，重質不重量，教會的長執以身作則，成為我們學習的榜樣。產生這些何等祝福的果效，我便不斷地向神感謝對天泉的看顧。
我亦為教會弟兄姊妹對信仰的持守而感恩。我深信年長帶領年青的，年青帶領年幼的教會模式，各人在當中有緊密親切的關係。才會體會天泉有「家」的感覺，這種重情念舊，不論身份的關係，正正是現今基督徒肢體所欠缺的經歷。教會的婦女團(先改名為長青團後再改名為基信團)自一九五二年已經立團到如今，移居海外的團友仍記掛她們，在主裡互成一體，心底裏就有無盡感恩。
轉變與堅持
二零零七年是天泉堂的七十周年，今年(二零零八年)則為記念播道會在華成立一百二十周年的日子，我重溫了歷史，有莫名的興奮。但現今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不斷要求自我增值及充滿繁重生活壓力的社會，我們很多時被壓得沒有時間及空間，不屬世的教會也要面對在世的現實壓力，改變已經成為無可逆轉的做法。教會已運用週六及週日以外的日子彈性安排去栽培，訓諫信徒的信仰基礎，亦在週二至週五的日子安排小組/團契聚會，實踐團契生活。利用更有系統的教材及更豐富的資源去供應弟兄姊妹的需要。但我們不要忘記後現代人往往以利益判斷思維，及即食麵的精神去作工，而放棄了真情。沒有真情及愛心的教導，往往祇有外表，沒有內涵，並不能真正改變人心及去造就別人。很多時我們也看見個別教會在崇拜中加插遊戲、用勁band熱舞娛樂會眾，充斥著激情，以人為中心奪取了神的榮耀。如果教會也凡事效法潮流，已經模糊的界線將會更加含糊。我的立場是教會不要扭曲自己去奉迎這個世界。
期望天泉這個家庭繼續以真以誠的教導，以聖經的話語去抗衡俗世思潮，弟兄姊妹相親相愛，每個人清楚看到神的指引，領袖能夠帶領會眾信徒同心回應神。過往七十年天泉堂滿有神的恩典，盼望未來能夠成為一間全民皆兵的教會，滿有異象、希望和信心穩步向前行。教會成為濁水中的清泉，充滿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