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六月差遣禮後，不覺已在澳門服事了半年的時間。在宣教過程裏，感受到與香港最大的文化差異，是充斥於澳門生活的社團文化。
現時，澳門有63萬人口，當中外勞佔16萬，人口密度是世界第一。除此以外，原來澳門社團的密度，同樣於世界居首位。2013底，澳門社團的數目，已突破了6000大關。對比1999年回歸前的1722個，14年間大幅增加近三倍，平均每天誕生一個新的社團。無怪乎在澳門事奉時，常收到掛着一大堆「理事」、「監事」等不同社團組織銜頭的咭片。
澳門社團馳名「擬政府化」和「擬政黨化」，它們遠比政府或政黨主動和活躍。不單有澳門四大家族代表輪任特首的傳聞外，其餘無論是民生、社會、甚至治安事務等，均是由持分社團左右大局。例如最近澳門輕軌在各區走線的交通問題；泥頭車司機刑毀同行車頭玻璃的治安問題；巴士司機被乘客打穿頭的人際爭執等等，從報章所見均不是倚重於行政、法律或政黨政治的手段處理，而是由相關社團出面調停或解決。
最近，筆者獲政府邀請出席持續教育界的訪問和交流活動，親見政府官員如何與各社團互動往還；從風聞至目睹，眼界得以大開。高潮一幕，是社團元老在其家中接待同行特區官員和全團成員。記得有團員曾說過這句打趣的話：「沒有到過這元老家中的人，在持續教育界別中好打有限」。
與「社團社會」共生的是澳門人的接待文化。十二月和一月是每年接待宴請的高峰期：冬至、回歸、聖誕、新舊曆年、社團或教會的週年大會 (因澳門會計年度是12月31日，不是3月31日) 等等一項接一項，加上當中不少活動都可以獲得政府或澳門基金會之大額津助，故無論是政府或民間社團組織，都是密密籌備宴會和赴宴、忙得不可開交。
大約在赴任前後，澳門教牧同工聯袂到中心聚會及午膳。會前與有關同工安排細節時，才得悉「埋單」習慣上不是港式的「大家夾錢」，而是鼓勵接待機構「找數」(無論那次有多少人出席)。與此同期，又試過有幾次取出銀包、卻沒人有意識「夾錢」的尷尬場面。就算是成教中心公家的聚會，當移師到某人家中時，禮貌上仍是由屋主全包，最後既不是中心，亦不是以「夾錢」作結；可算得上是筆者的首項文化「衝擊」。
在澳門街，可能「社團思想」比差傳鼻祖的「群體思想」，更有效指導宣教士在這福音硬土上開荒打拼、建立教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