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有「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之制度設置，「右史」不單要履行記錄朝廷要事的職責，更要秉持公正，忠實客觀記載事錄。「史」字從甲骨文發展至小篆 ，均以一「中」字、下再加一只右手執持「中」字而成，意指史事記錄必須中立、不偏不倚，很清楚闡明對歷史著述者的要求。許慎《說文解字》早已解構當中的關係：「史，記事者也，從右持中。中，正也。」從聖經內各種史實史事的記載，我們隨處可見執筆者這種剛正不阿、秉筆直書的記述精神: 不管是上帝的選民或僕人、君王、先知，甚至是耶穌的門徒，對他們生平事蹟、甚至所犯的缺失如實披露，做到善惡必書，從不文過飾非，這就是清代學者章學誠認為「良史」，除了要具有「史才、史學、史識」之外，更兼備「史德」的要求。
清代學者龔自珍曾言:「欲滅其國者，先滅其史。」說明國家之興亡，與其「國史」是否得以保存有很大的關連；民族是否能長遠連綿不斷地延續，背後文化思想所起的支撐作用極為關鍵。《但以理書》第一章記載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不單將大批猶大國族人從耶路撒冷擄去，更把代表民族信仰、文化歷史載體的「神殿中的器皿」（但一2）等「禮器」掠奪，以圖摧毀猶大國族人復國的意志，削弱民族的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ousness)。此外，尼布甲尼撒王更試圖為但以理和他的同伴改名換姓，又以珍饈百味吸引他們改變飲食文化，目的在透過消滅其對母國身份的認同，令但以理和同伴揚棄猶太人民族的風俗習慣，以圖徹底將該民族剷除殆盡。鑑古知今，播道會百多年以來發展至今，我們實在值得更多去為保存我們過去的「會史」而努力，以達至薪火相傳，延續本會在建設「自由教會」、推動「福音自由」的文化傳承，以建設合上帝心意的「真教會」(True Church)，實踐耶穌基督吩咐我們往普天下傳福音的大使命。
《使命與傳承—播道會來華史（1887-1949）》是首本敘述播道會來華六十多年來在廣州和香港兩地傳教發展的歷史書。1887年，美籍瑞典裔所組成的美瑞丹總會（The Swedish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America, 1950年與Norwegian-Danish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Association合併，改名為：The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America, 美國播道會）差派第一位傳教士寬侉倫牧師到中國宣教，兩位芝加哥華人信徒蕭雨滋、吳碩卿也聯袂抵達廣州河南共建美瑞丹教會，此為中國基督教播道會（1931年改名)）發展的由來。在1887年至1949年間，美瑞丹教會積極地在廣州、香港兩地傳教，同時不斷拓展分堂，遍及番禺和增城。曾向珠江三角洲漁民農民、城市基層、婦女兒童、二戰前後的災民開展福音工作；19至20世紀初在廣州建立華南宣教總署、廣州聖經學院，以及創辦教育、啟明號福音船、玻璃彩繪工藝、人力車伕和監獄傳教事工；抗日時期更發展賑災、兒童福音、和醫療傳教事工，二次大戰後主辦孤兒院等各類救災工作。1937年起因日軍侵華而逐步南移，及至1949年政治環境轉變，將傳教基地全面撤離國內移至香港發展至今。
始於十多年前，筆者對撰寫播道會來華發展史有負擔。直至2015年與香港播道會總會一位執委重提此事，經溝通後得到積極回應，於是迅速組成隊伍前往美國播道總會、三一神學院及多間教會檔案館蒐集史料。百多年以來播道會多位傳教士來華、與中國教牧在廣州共建美瑞丹教會，在發展過程中留下重要史料，後輾轉交到美國播道總會保存，彌足珍貴，也成了本書重要的資料來源。筆者自小在播道會成長，曾接觸過本會早年來華的傳教士，也聽過參與傳教的中國教牧講述在廣州時期的傳教工作，對於能有機會去撰寫此段歷史只感到是上帝的恩典。撰寫播道會史，無疑成為魯迅先生所說有可能吃到蜘蛛的「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一部中國傳教史，絕對相等於半部中國近代史，兩者關係之密切不容置疑。過去不少撰寫教會史學者較集中敘述教會自身發展歷程，對近代時局與周邊人物背景、互動環節交代較少，部份讀者往往茫無頭緒，難以明白同時期中國史事發展而感乏味。本書為了讓讀者易於理解1887-1949年間播道會歷史的進程，全文鋪陳以時間為經、以近代中國歷史演進為脈絡，同時大力呈現細節的描寫，照顧人物與事件發展的前後左右，俾使在閱讀播道會在粵港兩地歷史發展的同時，也能對近代史事、人物與時局發展之間情勢有所掌握，突顯之間因果關係及轉變契機。
本書也是同類書籍中，首次以播道會宗派為中心作全面研究，系統地陳述其在華所開展各類傳教事業。在重組播道會的史實發展過程中，筆者也專注於重塑當中傳教士、華人信徒的生平，以及他們與時代之間的互動，以各方面史料重新作出鋪排。此外，三自教會運動、本色教會運動、非基督教運動、日軍侵華等重要事件也呈現給讀者，使較少接觸歷史者更易於理解播道會所走過篳路藍縷的傳教發展道路。傳教士與華人教牧留下不少第一身記述，本書也嘗試從當時教牧的角度作出觀察，使敘述更多能從中國信徒作為本位來看待中國教會自身的發展，填補一直被史學界垢病為「以西方傳教士眼中教會實況的基督新教發展史」不足之處。
筆者在整理播道會歷史檔案過程中最大的感觸，正如清末政治家李鴻章曾說:「一代人只能幹一代人的事」，今天我們要盡心盡力守護好上帝交予我們這一代人所有的工作，這不單止「後來者」會記下在會史內，上帝亦將之詳盡記錄在祂的冊上，將來要向衪交賬。
